第306章 普加乔夫起义

第306章 普加乔夫起义 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农奴制的农民战争。   1773—1775年,起义的烈火燃遍了今乌拉尔河沿岸、乌拉尔南部和中部、西西伯利亚、长马河沿岸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广大地区,波及当时的奥伦堡等6个省,总面积达60万平方公里,人口约300万。   “有压迫就有反抗”,起义的爆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。18世纪中叶,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影响的俄国农奴制度开始瓦解,各族劳动人民受到严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。   农奴制法令规定,农奴属于农奴主的财产,农奴主对农奴拥有绝对权力。农奴主可以任意流放、监禁农奴,蹂躏女农奴,也可以将农奴赠与、买卖、抵押。农奴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,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。另外,农奴的土地不断被贵族地主兼并,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增加。   农民的境遇也在恶化。农民在名义上是自由的,不归属于农奴主,但照样要负担日益沉重的徭役、赋税。工人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,冬季每天要工作10小时,夏季则是14—15小时,所得的工资非常微薄。工厂主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。   地主和工厂主侵占农奴和工人的土地、草场、林场来兴建工厂和矿场,把许多人强迫编入工厂劳动。除沙皇政府向农奴和工人征收皮毛实物税外,地方官府和寺院还勒索名目繁多的杂税,把人逼到了破产和毁灭的悲惨境地。   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,俄国各族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。   在1762—1772年10年间,仅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农民起义就有160余次。   劳动人民的斗争在遭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的同时,反抗越来越激烈。起义人数之多、范围之广,使整个社会处于危机之中。   终于,1773年爆发了伊·普加乔夫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。   1773年9月,农民战争首先在俄国东南部地区爆发。普加乔夫组成一支由60人组成的武装队伍,在托尔长乔夫农庄举起义旗。他以彼得三世的身份发表讲话,号召哥萨克人要像祖辈效忠先帝那样效忠于他,他赐予他们“从上源至河口的河流、青草、土地以及钱饷、铅弹、火药和粮食”,让他们自由生息。   起义开始后,普加乔夫的队伍很快扩充到400多人。接连胜利的起义军政治影响迅速扩大,军队人数急增。   10月5日,起义军开始攻打沙皇政府在乌拉尔地区的统治中心奥伦堡城,双方多次发生激战。驻守该城的3000名城防军屡次反扑,企图突破包围,没有得逞。由于冬季早临,普加乔夫不得不安营扎寨,采取了围困该城的策略,期待守军弹尽粮绝。   沙皇政府在数月之后才知发生动乱,迅速调集步兵、骑兵和大炮,甚至从与土耳其交战的前线抽调两个骠骑中队,指派卡尔将军率领,紧急支援奥伦堡。   卡尔率领的讨伐军军心不稳,起义军由于得到群众的帮助,得知讨伐军的行踪,于11月7日至9日三次突击,击溃了卡尔的部队,取得了粉碎沙皇讨伐军的胜利。   起义军声威大振,影响遍及全国各地。以几个地方为中心,由普加乔夫派的将领组织起义。起义军所到之处,得到农民的拥护,农民积极响应。   为了满足广大农奴和农民的要求,普加乔夫提出了更彻底、更激烈的反农奴制纲领。“不召募他们当兵,免除人头税和货币税”。要把受害的农民“从贵族和城市贪官”等凶手手中解放出来,把“贵族逮捕,处以绞杀”。   1774年,农民起义席卷伏尔加河沿岸。农民纷纷派代表并组织队伍迎接普加乔夫,争相传阅他的文告。“几乎没有一处村庄的农民不参加爆动”。   普加乔夫的队伍从7月17日急驰南进,20多天内,未经战斗就先后占领了几个重要城市。各城督军、贵族、地主闻风丧胆,多弃城而逃。  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,惊恐万状的沙皇政府急忙与土耳其缔结和约,从前线调回大批部队,派往伏尔加河左岸和顿河地区镇压起义军。莫斯科和邻近各省的城市都加强了防卫。   起义军于8月6日攻占了萨拉托夫城,接着又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,继而向伏尔加河下游挺进。当起义军迫近顿河地区时,普加乔夫派代表同顿河哥萨克举行谈判,希望他们参加起义。哥萨克内部的阶级分化使其上层已成为沙皇政府的爪牙;同时,沙皇政府在顿河地区派有重兵,对顿河哥萨克控制极严。因此,在萨尔尼柯夫村,起义军遭到政府军的毁灭性攻击,几乎全军覆灭。在这次战斗中,意欲叛变的炮兵统领丘马科夫故意放错炮位,不战而逃。9月14日当普加乔夫东渡伏尔加河,撤至乌晋河时,丘马科夫、特沃罗戈夫等将他骗到河边,逮捕了他。然后,又逮捕了他的妻子和子女。   1774年11月,普加乔夫被装在特制的笼子里送至莫斯科,被判处极刑。普加乔夫先遭砍头,后被裂尸焚毁,壮烈就义。   各地的起义队伍到1775年秋,被沙皇政府全部打垮和消灭。   俄国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被封建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了,但农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。   普加乔夫起义规模之大,地区之广,反农奴制斗争之坚决和彻底,在俄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。但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,没有代表新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领导,起义军的失败是必然的。   虽然起义失败了,但农民起义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比以前的农民起义要强,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和社会口号更为明确。这次农民起义的意义和影响,自然比俄国以前几次农民起义的影响要大。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农奴制度,客观上为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成长开拓了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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