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光皇帝节俭成僻为何下人仍屡贪不止

道光皇帝节俭成僻为何下人仍屡贪不止

道光皇帝

  不管曾有过怎样的精彩,总会有一些生命中的魔咒让我们无奈。

  平定“林清之变”后,嘉庆对当时的旻宁大加褒奖,称其有胆有识。二阿哥回奏,说那时候我也是气血上涌,不知道恐惧,但是事后还是越想越怕。

  这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,从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来看,他说的是实情。

  在执政的最初几年,道光也不知道恐惧,他可以微服出宫,可以把一个普通翰林直升内阁,也可以在不动声色中指挥一场又一场可与其祖父相媲美的大战役。

  只有当激情散去,仔细打量面前的这副摊子时,才会猛不丁地发现其中的可怕之处。

  从父亲嘉庆开始,为了对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民变,“康乾盛世”留下的国库几乎都被用空了,以致到了捉襟见肘、入不敷出的程度。到了他道光,国库仍然是只出不进。

  不能不花啊,打仗打的其实就是钱,要平定张格尔,你能不继续往外掏?

  张格尔一役,经户部核算,军费没个一千万两白银下不来,国库无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,左挪右支,还剩两百万两的缺口。

  一分钱都能逼死英雄汉,何况两百万,道光想来想去,只能从自己家里找主意,由内务府拨出这笔钱。

  内务府大臣一听就急了,宫中用度已经够少了,每年不过二十万。一下子要挪出去两百万,莫非十年之内大家都不吃不喝?

  道光倒是有办法。

  金钱就像海绵里的水,挤一挤,总会有的。

  以一人敌天下

  在世人眼中,曾经智勇兼备,英姿飒爽的皇帝,终于彻底锐变成了一个一毛不拔,毫无风度的铁公鸡。

  为此最受伤的还是他身边的那些办事人员,从内务府大臣到太监。这些人从宫外采购物品,多多少少都有回扣,可是由于道光近乎达到极致的“抠门”,他们的“隐性收入”也大为减少。

  说是伺候皇帝,活最苦最累,得到的油水还不如一般王爷,谁会没有怨言。

  某天,道光想换换口味,弄碗片儿汤尝尝——一碗汤罢了,不算出轨吧?他不知从哪找到一个制作片儿汤的食谱,交给内务府,说你们让御膳房照做就可以。

  内务府汇报,做可以,但要另外盖一间厨房,请专门的厨师,这样共需经费六万两,另外还需每年再加一万五千两的维护费。

  道光听了吓一大跳。

  不会吧,一碗片儿汤,又不是金汤银汤,哪要用这么多钱?

  他皱着眉说,我知道前门大街有一家饭馆,能够做这种汤,每碗不过四十文,你们可以每天让太监去买。

  内务府的人嘴上不说,肚子里已装满了晦气。

  每天买?我们辛辛苦苦跑断腿,可怜不是件的,却连一文回扣都拿不到,虐待狂啊你。

  过了几天,汇报:“您所说的那家饭馆已经关门了。”

  道光怅然若失,唯有叹息而已。

  “我这个人向来不贪嘴,也从不肯浪费国家的一分一厘,可是我作为皇帝,难道吃碗汤都不可以吗?”

  没人理他。

  道光带头勤俭节约,在吃穿上百般算计,甚至连碗汤都舍不得喝,结果平叛的军费当然是省出来了,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风气。

  说起来,这股风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。

  较之唐宋,明清的开国皇帝都不失为过于苛刻而精明的老板,公司薪水能开低决不开多,因此各级官员得到的俸禄非常之少。

  官员们十年寒窗,好不容易熬出头,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从此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,结果还落得这般寒碜,哪里能够安之若素。

  反正又不像皇帝那样拥有四海,完全占有股份,自己家的事儿,还是得自己上上心。从顺治年间开始,朝野上下便流行陋规,即现在俗称的潜规则:商民要给普通公务员送礼,普通公务员要给官员送礼,地方官员要给京官送礼。长此以往,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败坏,行贿受贿浮出水面。

  在清朝皇帝中,雍正最为务实,他实行高薪养廉,提高了官员待遇,但此时陋规已像是被放出闸的洪水,再也遏制不住。到嘉庆交棒于道光时,陋规已俨然成为一种谁也离不开且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,从下到上,办什么事都要暗中“孝敬”,否则就寸步难行。

  道光要“以德治国”,当然也想整顿和清查陋规,即位之初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,但谕令却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,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。

 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,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,道光只能被迫收回成命,同时做了自我检讨,承认自己刚做皇帝,不懂吏治,做事难免冒失。

  等到真的“懂”了,道光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。事实上,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办法,历数祖辈,康熙够伟大了吧,可他又能拿陋规怎样?

  在道光执政的中后期,实政已经进展不下去了,早期实施的也大多虎头蛇尾,不了了之。比如陶澍承办的糟粮海运,当时就那么漂亮了一下,等到河运的状况稍稍好转,海运即被予以废除,东方古国仍与海洋无缘。

  除了观点守旧,更主要的还是开辟海运挡了很多人的财路。与陶澍同一时代的清末思想家魏源就曾经说过,至少有三种人对海运不爽:负责收税的税吏,负责收粮的粮官,负责河运的船队。

  漕粮河运这个食物链很长,相关的人都需要从中层层谋利,他们上下相通,所掀起的舆论压力也足以使道光望而却步。

  以一人敌天下,纵然你是皇上也无能为力,而陋规不除,道光的以身示范,似乎也只能为帝国官场添些笑料。

  道光很少为自己添置衣服,最多一个月才换一套。他有件旧的黑狐皮袍,大概算是所有衣服里比较上档次的了,只是衬缎稍微大了一些,他便想改一下,在袍子四周再添些皮子。

  内务府报了个账,说需要上千两银子才能搞定。道光毫不意外地迅速抽手,我不添了还不行吗。

  第二天,军机大臣值班,把这件事当新闻一样播了出去。

  文武百官从此都把道光看成怪物一般,以为他有节俭的癖好。正所谓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,既然皇帝好这一口,再不跟风而进,拍好这个马屁,那就傻了。

  道光“喜欢”旧衣服,大伙也都跟着穿旧衣服,新的不要了,拿到当铺去换旧的穿,俨然刮起了一股时装怀旧风。

  京城官多,需求量大,争相购买的结果,竟然把旧官袍的价格都托抬起来,一件旧的,比做两件新的还贵哩。

  道光的一条裤子破了,不舍得扔,便让内务府打上补丁,叫做“打掌”。大臣们见了,纷纷仿效,明明裤子没破,也非得在上面打一补丁不可。

  道光召见军机大臣,发现他的裤子打了补丁,就问他,怎么你也“打掌”啊?

  军机大臣的回答是:“再买一条费钱,所以就打掌了”。

  再问:“打一个掌,需要多少钱?”

  军机大臣被问住了。

  衣服上打补丁,不过费一块碎布的事,就是说出花来,能用多少钱。

  又不能不答,愕然良久,只好往大了讲——“得三钱银子”。

  道光满脸羡慕之色。

  “外面的东西真是太便宜啦,宫中内务府给钉这样一个补丁,足足用去我五两银子呢。”

2

  从三钱到五两,加了十倍还不止,道光当然不甘心,他要省,最好是也能用三钱银子打一补丁,这样的对话其实就是在打听行情。

  对这样的问题,不老实回答的话,无疑会有欺君之罪,太老实,又容易得罪内务府,后面那些人尽管拿皇帝没辙,却一定会把你牢牢记在心里。山不转水转,没准你下次让人绊到头破血流,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。

  所以回答一定得有技巧。比方皇帝问,你家吃鸡蛋,知道一个鸡蛋需要多少银子吗?

  说多说少都不好,最佳答案是避实就虚:“我从小就过敏,吃不得鸡蛋,不知道价钱。”

  一地鸡毛

  朝臣们公开场合争穿旧衣服,给新裤子打补丁,都是为了应付道光。

  皇帝待己对人都那么严苛,他“甄别贤愚”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有德,换句话说,就是有没有向他看齐靠拢。

  谁能做到?谁都做不到,那只有比拼演技了。

  道光曾经不打招呼地跑到军机处,为的就是检查里面的人是否有迟到早退的现象。有了这次遭遇后,大伙学乖了,每天下班都会留下一人,以应付类似的突然袭击。

  皇帝果然又来了,看到天色这么晚,军机处仍有人在办公,激动啊:“他们都回家了,你为什么单独留下来?”

  被问的人早就准备好了答案:“臣责任重大,哪敢贪图安逸。”

  哦了,道光连连点头。当天便给这位会说话的幸运儿送去一块匾额,上书:清正良臣。

  做得好不如演得好,渐渐成了官员们的红宝书,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  曹振镛历仕三朝,长期居于高位,号称政界不倒翁,有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秘诀,此老报之一笑。

  “能有什么诀窍呢,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。”

  多磕头,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,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,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。

 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的乞丐装打扮:上面披一件旧袍,下面套一条“打掌”的裤子。

  这倒也没什么稀奇,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,乍一看,整个帝国朝廷跟洪七公的乞丐帮没什么两样,说曹振镛绝,就绝在他八小时之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。

  下朝之后,众人脱去朝袍,如释重负,该咋样仍咋样。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,但他换完装就挤进菜市场,亲自买菜去了。

  曹振镛买菜,跟邻家大婶没有区别,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,常常为了讨价还价,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,头破血流。

  小贩:“看您老人家气宇不凡,像个体面人,能多少讲究点不,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,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。”

  曹某:“一定还能便宜,反正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,那一文钱,你让得让,不让也得让。”

  小贩生气了,收起秤杆和菜,“我不卖还不行吗,亏本生意,搁您也不能答应啊。”

  这时曹振镛就会刷地掏出他的腰牌:“我是内阁大学士,明察暗访,专门抓不法商贩,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。”

  小贩一看腰牌,不像假的,魂都吓飞了。

  这么大的官,一辈子没见过。人只要凭一句话,就能喀嚓一下,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。

  “得,别说区区一文钱,您就是白拿也行。”

 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,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。

  当他拎着小菜,洋洋得意地打道回府时,有关新闻自然早就上了当天头条。道光一听,我是平民皇帝,你是平民宰相,缘分哪,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,臣君之间的关系简直胜过知己。

  史书上记载的曹振镛,倒的确是个清官,没有明显的劣迹。可一个宰相,除了当清官,更重要的是你还得干实事。

  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,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,这就是他的“少说话”。

  那皇上要当场问话怎么办呢,总不能装哑巴吧。

  曹振镛不敢装哑巴,他装聋子。

  “您问这事该怎么办,恩,容我想想,这个这个,那个那个——对了,刚才您问什么来着?”

 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,但并不是听不见,可就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,谁都拿他没辙,连皇上也无可奈何。

  快过来装糊涂,哼哼哈嘿,什么扮萌跟充愣,我都耍得有模有样,官场之人切记,忍者无敌!

  由于演技出神入化,且基本无懈可击,曹振镛遂被外界称之为“模棱宰相”。

  道光上蹿下跳,忙乎半天,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,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“模棱宰相”和“模棱官员”,你要他们干点实事,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,也可以巧言搪塞,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。朝堂之下,马照跑,舞照跳,酒照喝,“以德治国”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,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。

  理想的胳膊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大腿,道光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,也渐渐地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。

  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,但皇帝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,每天群臣们送上来需要他披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,从早到晚,道光就是在与这些奏折战斗,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。

  学生还能放寒暑假,还有毕业的那一天哪!

  他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:“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,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。”

  对方想了半天,给出了个主意,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。上朝时,道光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。

  “我真是高看了你们,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,连文章格式都出错,字也写得不端正,歪歪扭扭,别以为这是小问题,这是态度问题,后果很严重!”

  道光所说的后果,就是要交吏部处分,降级的降级,撤职的撤职。

  这下子把群臣全给吓傻了。

  文章不符合皇帝所谓的“标准格式”,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,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,竟然就得如此上纲上线,要是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,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?

  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,换句话说,你就是一个字不写,也不会被扣工资,何苦来哉。

  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,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,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,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。它们越来越像“小学生作文选”中的那些范文,既规范又严谨,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、空话和套话。

 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。一张考卷,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,有没有真材实料,只要你用词上犯了忌讳,或者写的字不合他的意,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,那你就等着名落孙山吧。

 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渠道,如此取士,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。

  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。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,大胆提出改革主张,洋洋千言,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,但结果却因楷书写得一般,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,连优都没评上。

 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,四十八岁那年,他辞官归隐,身后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: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1